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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高层级应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打出了外交抗议、外交文宣战、国际舆论战的“组合拳”，为此几乎穷尽了所有能够使用的外交手段。

　　除了常规抗议之外，中国升级抗议级别，罕见地由国务委员杨洁篪出面表态；中国官媒集中向安倍参拜事件开火；中国驻日、英、美等国以及驻欧盟的外交使节分别在所在国（区域）发表文章或者谈话，外交部长王毅也连续与德、俄、韩、美、越外交首脑通话，希望在外交上孤立日本。

　　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后续反应表明，中国对安倍二任首相以来的言行，已经极度不满，中日关系再次极度恶化，而且中国显然认为安倍的行为代表了日本政坛的集体右化和国策的整体转向。

　　然而，安倍晋三对这些批评看上去无动于衷。他在2014年新年感言中，又强调“恢复‘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发誓要“全面恢复日本的地位”。

　　在中日对话大门被关闭，特别是均毫无妥协迹象的情况下，国际媒体纷纷猜测，中日冲突是否会激化为战争，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是否会与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展开殊死搏斗？这些问题，随着“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和中国清晰展现放弃“韬光养晦”战略，而变得似乎不那么虚幻了。

　　——战略再平衡：中日冲突性质的根本改变

　　中方对安倍参拜的强烈反弹，是因为近一段时期以来中日冲突的性质已经深刻变化。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大幅增强，并从传统的内陆大国向海洋强国发展，利益诉求向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维护延伸，为此调整国防和外交政策，扩张区域外交影响力，成为战略选择。这就带来地缘上的重大结果：与作为岛国，对海洋能源资源和海上安全强烈依赖的日本的冲突变得突出。日本为了确保能源资源供应、海上通道和海洋屏障安全，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成为其战略上的首要考虑。

　　另一方面，中国所面对的总体外部环境与中日建交前后相比，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当年中苏交恶，中国急需密切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制衡苏联的威胁；如今中国外交总体向好，中国维系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迫切的需求。

　　更为直接的因素是，面对日本日益明显的地缘政治吁求，中国从一个韬光养晦战略的信奉者，开始趋向更积极地开展军事和外交斗争，在争议海域强化军事存在。

　　而近二十年日本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振，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相应的是，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已丧失。在这种反差下，原本对美国希望其发挥成熟国家作用不满的日本，危机感日益加深，并在内外战略上体现了出来。

　　一言以蔽之，中日国策的战略性转向是相互促进的：日本的右翼化、民族主义化，并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变得好斗，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意识到维护海洋安全的紧迫性。反之，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在日本复苏大国意识、借修宪废除和平规约、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烈焰上浇了一大盆油。这是中日自发地进行战略调节的一种表现。

　　在此竞争状态下，可以想象，中日都没有理由作出让步，一面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面让国家利益更加安全有保障。两国的强硬举措都会令当政者更受国内欢迎，强化其执政利益，因此使其示强的动机更加充分。

　　——超越双边范畴：中日冲突的国际背景

　　在对日斗争中，只有朝韩表态与中国相近，这不仅由于它们和中国一样，都曾受到日本的全面侵略，而且它们与日本存在地缘政治竞争，因此要与中国相互借重。不过即令是韩国，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重要问题上，也与美日一样，与中国存在深刻分歧。

　　俄罗斯外交发言人在安倍参拜当天的声明原本相当暧昧，但拉夫罗夫在与中国外长通话后，姿态做了近乎180度的转变，对日本作了措词清晰的批评。而欧盟、德国的反应，更具有中立性质。越南外交部则含糊其辞地表示“希望日本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合作妥善处理问题。”由此说明，这些国家并不愿意随着中国的指挥棒选边站。

　　美国的外交反应多少可以让中国感到安慰。它对安倍的行为表示“失望”，但鼓励日本以友好方式解决对历史问题的关切。这十分耐人寻味：它并未如一些中国持冷战观点的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对中日冲突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更不想趁机落井下石，集结日本，对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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