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污染事故的处置，政府怎么能事事听信企业？如果得到事故报告后，及时派人去污染现场仔细查看，对企业周边河流水质进行抽检，怎么会有后来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事故是由于企业对自身设备设施管理不善，造成苯胺通过雨水和污水管道泄入浊漳河造成污染；没想到一起当时认为一般的安全生产事故能发展成环境污染的大事”。

　　——1月7日，山西长治市市长张保在承认未将“1231”苯胺泄漏事故及时上报省政府时，连用了两个“没想到”。

　　这番话终于承认迟报，不再狡辩。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迟报的原因，归咎于企业，认为企业隐瞒、淡化污染事故真实情况，对政府造成信息误导，导致对污染危害性估计不足。可问题是，一次污染事故的处置，政府怎么能事事听信企业？如果得到事故报告后，及时派人去污染现场仔细查看，对企业周边河流水质进行抽检，怎么会有后来的“没有想到”？

　　显然，“没有想到”的背后，是懒政的思维，是政府对环境监管职责的弃守。这样的弃守导致了一场跨省的重大水污染事件，让下游城市一度陷入全城抢水的恐慌。此一影响恶劣的污染事件，显然不是“认识不够、警惕性不高”就可一笔概括，因为这已涉嫌失职渎职，当追究相关官员的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当下，许多地方的环境污染，之所以难以遏制，重大污染事件频频爆发，一个原因就在于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环境监管中失职、渎职行为泛滥。此前，在多次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均有官员因失职渎职被追责，包括紫金矿业有毒废水泄漏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故等。

　　在长治苯胺泄漏事故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官员失职渎职的蛛丝马迹。例如，据当地村民反映，事故肇事方山西潞安天脊化工集团对附近环境造成污染其实已有数年，当地政府却长期无所作为。甚至这次苯胺泄漏后，当地村民也没接到政府任何通知，养殖户的羊喝了污染的河水后流产，直到看了电视上的报道，村民才得知污染的真相。

　　长治对于苯胺泄漏事故尽管做出了回应并致歉，但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依然语焉不详，尤其是当地把“没有想到”当成脱责的挡箭牌，公众看不出道歉的诚意。所以，山西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调查，查清有无官员失职、渎职或权钱交易等问题，依法追责。

　　对于环境监管中的失职渎职等问题，近些年来，虽有一些个案的查处，但是无论是查处的人数，还是被查官员的级别，相较目前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力度仍远远不够。如何在法律上竖起高压线，让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上不敢懈怠，司法机关应拿出更有力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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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日下午，河北邯郸市区突发大面积停水，当地多家超市桶装、瓶装矿泉水已被抢购一空，连苏打水都难觅踪迹。当日晚间，邯郸市政府通报称，接山西省有关部门通报，山西境内12月31日发生了事故性污染物排放，是此次停水的主要原因。（1月6日《燕赵都市报》）

　　5天前的水污染事件，5天后才告知省级部门。这样的“速度”，令人浮想联翩。两个关键词，巧合得如此离奇，一是“5天”，二是“山西”：2025-08-04，山西南吕梁山隧道发生爆炸事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严重安全事故也是直到5天之后，才从网上进入山西安委会的官方视线，一场迟到的救援才突然展开。当瞒报的遮羞布终于被撕裂，国务院安委办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对瞒报事故行为的查处、打击和惩治力度，从严从重处罚瞒报事故的单位和人员，以儆效尤”。

　　迟报与瞒报，有时基本是一个意思。网络时代，容易“瞒”成鸵鸟，总是屁股遮不住，最后只得羞答答缓报，于是就成了迟报。细究一下迟报的理由，无非是规避责任、或粉饰藉口，结果也只是“青山遮不住”。回看一下：2025-08-04早7时40分，事故发生，山西省环保厅1月5日获知消息，中间间隔了5天时间。而根据2012年3月山西通过的《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较大以上和暂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报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两小时内报告省人民政府。5天时间，就算在“驿寄梅花”的古代，真相或许也早已跑了几个来回，遑论现代通讯技术进步如许？

　　8.7吨苯胺泄漏，已经涉嫌污染下游供水。如此重大的民生事件，拖着不报，不仅给诸多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而且给相关应急处理带来巨大难题：自来水厂措手不及、居民因迟报而恐慌抢水、地方权力部门公信因此而折损……这些伤害，谁来埋单？蹊跷的是，就在元旦期间，媒体还密集报道过山西铁腕治污的成绩“作为中国环保考核和环境问责较早之地，截至目前，山西省100多名地方官员因环境污染被追究问责。”所谓“顽疾下猛药”，但药到了、为何病难除？

　　都说当下是中国的“环境敏感期”，但其实真正患上“环境过敏症”的，未必是理性而良善的民众，恰恰是对环境肩负着基本责任的企业及权力部门。越是遮掩，越是诡异，越是迟报瞒报，越显难言之隐。水污染真相“裸奔”了5天，在体制机制看似健全的背景下，这样的行径更令人瞠目。如果迟报、瞒报从来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故方或相关部门何以条件反射地第一选择“掩耳盗铃”？眼下，应急当然是第一位的，接下来，除了雷霆问责，恐怕还得反思一下让迟报、瞒报屡屡得逞的制度不然，这一次的“水”，真的又是白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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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日下午5时左右，河北邯郸市市区突发大面积停水事故。有受访者表示，停水面积大概占邯郸市区总面积的70%，市民抢水致超市水提价。在四个小时的恐慌之后，邯郸市政府在网站上发布公告，称接到山西省有关部门通报，漳河上游浊漳河山西境内发生了事故性污染物排放。为了预防使用受到污染的水源，市政府决定改为由羊角铺地下水源供水。目前供水已经在恢复中。

　　据悉，污染源是位于长治市的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因是输送软管破裂导致的苯胺泄漏事故。苯胺是一种能导致急性中毒、肝肾损坏的化学物质，如进入下游城市被人畜饮用，后果不堪设想，故此才有邯郸的紧急处置和全城恐慌。

　　事情发生在山西，尤为耐人寻味。就在四天前，媒体还报道了山西在环保领域的铁腕治理——“作为中国环保考核和环境问责较早之地，截至目前，山西省100多名地方官员因环境污染被追究问责。”在动用重典治污、将环保政绩纳入提拔标准的地方，尚能出现这样引起大规模公共危机的水源污染，中国环境治理沉疴难起，可见一斑。

　　实际上，目前的污染现状已经到了和公众福祉水火不容的程度。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的典型环境事件，基本上都是以两种悲壮的方式完结的：其一是大规模的公共危机，如2011年云南曲靖重金属污染事件，以及几乎引起了全国恐慌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与此相比，本次苯胺泄露事件还算“小巫”）；其二是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如宁波px事件，江苏启东的排污入海事件，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事件。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事后爆发，后者是事前对抗。但也正是因为前者留下太多教训，也正是因为前者的种种提高了公众的预见能力，才有后面这种防止再蹈覆辙的激烈方式。

　　通览过去这些事件的解决过程，与污染治理相伴随的，还有姗姗迟来的司法介入，一向“无为而治”的环保部门的高调亮相，以及事发地权力层的调整置换。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的解决，都是对地方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剥皮换血般的改变，都是对企业与政府间的利益粘连的强力剥离。这种巨大的改变也反向表明了，正当渠道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之小，以及公众选择大代价解决方式的原因。

　　与苯胺泄露事件同时，另一条环境新闻也在为此佐证。新华网1月4日消息，湖北潜江经济开发区在村中建化工厂，村庄里氨气扑鼻、河水墨黑，孩子们带着口罩耳塞睡觉，几年内60多位村民因癌症死亡。据报道，当地村民曾到北京和省里反应，也引起了重视，罚了企业的款。但即便如此，企业仍在运转、污染仍在恶化，村民与企业及当地环保部门的冲突仍在发生。一方面是对民生的践踏、对民意的压制、对百姓正当权益甚至基本生存诉求的漠视，一方面是对高污染企业的监管乏力，甚至默许纵容、沆瀣一气，还有多少条河流会是下一个龙江河？还有多少个地方会是下一个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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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天前山西的长治化工厂苯胺泄漏入河，5天后下游的河北邯郸才知情。略通消息的市民便在商场、超市抢购生活用水。到底是什么让知情权变得这么难实现？

　　从消息看，1月5日下午山西省政府才接到报告，苯胺泄漏事故却已在2025-08-047时40分发生。这说明缓报发生在山西。但邯郸市5日下午接到山西省有关部门通报后，虽做了紧急处置，却也同样忽视了市民的知情权。

　　污染不分地界、省界，不是可以关起门来就解决了，也不是可以放一放的缓事，相关居民晚知道一天，其生命健康与安全就可能受到损害。面对化工厂这样的污染事件，瞒报、缓报尤其不能发生，一旦发生，轻则引起心理恐慌，重则贻害民众健康。

　　从近年情况看，跨省污染事件远不止这一起。2011年3月，山东省莘县环保局例行监测时发现，徒骇河入山东境内的毕屯断面水质持续恶化。如果没有这个例行监测，只怕下游民众要遭殃。去年8月，白洋淀2000亩水域内的鱼几乎全部死光，20多名养殖户损失共达上千万元，则与上游企业偷排污水有关。

　　同在一片蓝天下，邻人不是沟壑。任何污染事故，都应当在第一时间报告。任何故意排污行为，都应当受到严惩。之所以总有一些污染事件的发生，说到底，还是惩罚的板子打得不重。

　　从地方主管部门到国家环保部门，对污染事件尤其是跨省事件，万不可轻纵。对那些瞒报的、缓报的，偷排的，当下重手。打得他们肉痛，民众才会有安生日子。你若手下留情，考虑人家是什么纳税大户，考虑人家有什么背景，下不了手，民众就要遭殃，孰轻孰重？

　　归根到底，还是要有百姓情怀。百姓稳稳占在心中第一位，谁敢伤了百姓，就会让谁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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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月6日电中南铁路吕梁山隧道发生致十余人死伤的爆炸事故刚被认定为严重瞒报责任事故，山西省长治市天脊煤化工集团再次涉嫌迟报而招致社会激烈批评。如此瞒报、迟报事件接连发生，引人深思。

　　长治市这起苯胺泄漏事故发生五天后才上报至省政府。尽管当地在事故发生后采取了封堵、拦截措施，但仍有约8.7吨苯胺泄漏至浊漳河内，山西境内河道长约80公里受到影响，平顺县和潞城市28个村、2万多人受到波及，下游的河北邯郸市大面积停水，引起当地不少市民抢水储水。

　　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事故发生后及时上报，更高层级的党委政府就能及时调集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理，减轻事故损失。由于瞒报、迟报，错过事故的最佳处置时机，导致事态扩大，影响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样严重的是，一些事件还可能因为瞒报、迟报而使调查取证更加困难，使受害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正义难以伸张，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国务院2007年就发布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对事故现场责任人向本单位负责人、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时间限度，作出了严格规定。监察部等七部门2007年还联合发出关于严肃查处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的通知。瞒报、迟报仍不时发生，无疑是对国家法令的公然违背、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漠视。

　　在“人人都是编辑记者”的信息时代，任何一起事故发生后都不可能瞒得住、骗得过。试图抱着侥幸心理，企图一拖再拖之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异于掩耳盗铃。加大对瞒报、迟报事件的查处，才能给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一个交代，引起更多地方的警醒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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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第一时间向市民通报二氧化硫浓度异常升高事件，给市民吃了定心丸；山西长治时隔5天才上报“苯胺泄漏事故”，造成邯郸市民抢水恐慌。在公共事件的处置上，政府的做法是否得当备受考问。

　　邯郸市民抢水！？和平时期闹水荒是比较罕见的，肯定是出现了天灾人祸。这一次邯郸市民抢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祸在职能部门。

　　据中国之声报道，5日下午5时左右，邯郸市市区突发大面积停水事故，邯郸居民生活乱了套，超市水都抢没了。据政府通报，系因漳河上游浊漳河山西境内发生了“苯胺泄漏事故”，水源可能受到污染导致。

　　苯胺泄漏是一次生产事故，且算作一次“天灾”吧（在事故调查结论没出来之前）。苯胺有毒，泄漏后的苯胺顺着雨水流入河道，污染了水源。按说，这么大的安全事故，又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也是要逐级上报并采取预防、消毒措施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事故发生在2025-08-04晨，山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直到2013年元月5日下午才接到事故报告。此时，污染水已经威胁到下游的千家万户。于是出现了邯郸大停水，市民疯抢水。

　　水源污染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清楚。但水源污染造成的恐慌比污染本身更可怕，伤害更大。因为，污染时间已经超过五天，而这五天里，关于这次苯胺泄漏、污染事故的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公众完全被蒙在鼓里。这样性质的公共安全事件，为什么事发地政府默不作声，其他相关部门装聋作哑？

　　山西省长治市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王一平昨日向社会通报说，“我们都是按照规定程序报的，并不是晚报五天。发生了污染以后，只要污染不出长治的边界好像就不用往省里报，自己处理就行，一出边界了这才需要报，再详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这位糊涂的新闻官说的是真话，那么，话里透露出了两个不可原谅的怠政细节：按程序上报的事故遇到了雷打不动的节假日，被压住了；污染不出界就不上报已然成了隐瞒事故、逃避责任的潜规则。

　　说怠政，是客气的。如果这次污染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或水源严重污染，则无疑构成了玩忽职守。无论从中央和各省关于安全事故处置的有关规定，还是公共安全所对应的行政伦理，事发地政府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这样做，即便灾害仍然发生，这些职能部门都可以问心无愧。显然，5天耽搁，或者无人过问，或者有意封锁，都是必须要引咎问责的严重过错。

　　对待负面公共事件，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一是捂，二是拖，三是瞒。没人问装聋作哑，有人问避重就轻，追究起来百般推诿。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官位会不会因为事故被拿掉，却把公众的知情权、健康权和政府的公信力丢在一边。对这样的瞒报、迟报，过去那种高举轻打的处罚模式，是主要诱因。

　　5日晨，南京也发生了二氧化硫浓度异常升高事件，主要原因是金陵石化停电恢复生产时脱硫设施未能同步投运所致。中午12时15分，南京市环保局官方微博就发布信息告知市民，既坦白了事故原因，又澄清未造成污染后果。对公共事件做这样迅速、诚实的“发言”，不仅仅是对市民权利的尊重，更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山西“苯胺泄漏事故”瞒报、迟报事件，必须查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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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黄灯记6分”的新规出台后，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最近表示，深圳暂未对闯黄灯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个表态引起社会各界热议（1月3日《羊城晚报》）。

　　我注意到：相关“闯黄灯记6分”规定源自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其已经2025-08-04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以第12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发布，自2025-08-04起施行。其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明确要求：本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作为下级交管部门，深圳在规定生效后不执行新规，显属违规行为。

　　“闯黄灯记6分”新规当然是依法规范公民驾车行为，是依法治国举措之一。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圳方面有法不依，显然有悖这一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方面不执行规定似乎未得到上级交管机关批准。2日，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有关人士表示，深圳市的做法不符合交通安全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是“违背科学和法律精神的”。“不能一概而论说闯黄灯不罚，如果黄灯和绿灯一样都可以通行无阻，还要黄灯干什么？”该人士说，黄灯的设置有其科学根据。上世纪美籍华人胡汝鼎发明了黄灯，最先被美国政府接受采用，从而由红绿灯改为三色灯，并推广到全世界。“红、黄、绿三色信号灯是一个完整的指挥信号系统，深圳市此番表态不符合科学精神。”

　　“闯黄灯记6分”新规虽然在争议声中施行，但事实已经对规定的正向作用作了最好反驳，“最严交规”堪称已然立竿见影。2日有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就新交规实施首日情况看，初步显现出规范驾驶行为、增强安全意识、预防交通事故的积极效果，因违反交通信号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幅下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查处不按规定悬挂或遮挡号牌、闯红灯、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据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济南等城市统计，新交规实施首日接报的交通事故数量分别比前日下降了9.3%、23%、26.7%、18.4%、29.8%，未发生因违反交通信号指示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

　　需要指出的是，一项新规出台引发民间争议并不可怕，只要执行部门贯彻执行到位，执行结果就会说明一切。如果达到出台预期目的，则争议不驳自消；反之，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则大可以停止执行或废止规定。现时，全国各地都在雷厉风行地执行新规，深圳却“巍然不动，恐怕不仅会影响法治的统一权威和政府公信，还可能混淆视听给公众造成思想混乱和行为误导。

　　广东省交管局表示，目前正会同该局法制科，研究如何从法律角度应对深圳市的表态。“处罚闯黄灯的问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按此实行就有违法的嫌疑。”到底是谁给了深圳不罚闯黄灯的法外特权？对公然不罚闯黄灯者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和说法？我期待相关方面尽快给公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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